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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华夏军事历史上，西汉时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。

    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，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，却至死未得封侯，给后人留下了“李广难封”的浩叹。

    司马迁《史记》中一篇《李将军列传》，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，称李广令后人一掬“萧条异代不同时”之热泪。

    然而，事实来说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。

    其中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。

    《史记》并没有真正地反映李广的真实，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，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。

    像王维《老将行》“卫青不败由天幸，李广无功缘数奇”之类意气用事、不着边际的诗句，初唐诗人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“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;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的感慨，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。

    平心而论，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。这既有时代的背景，更有其个人的因素。

    李廣所处的时代，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。

    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，变“无为而治”为“有为进取”，秉行《公羊春秋》“大复仇”的指导原则。

    汉武帝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问题上以和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，对匈奴的侵扰，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，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、物力与人力，提升国防力量。

    特别是汉武帝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，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，大规模发展骑兵，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，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。

    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，李广、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，必然就显得“江郎才尽”，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。

    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、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，后来居上，建功立业，尽占风头。

    当然，李广抑郁不得志，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。

    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，李广长于战斗指挥，骁勇善射，在战术上灵活机智，有勇有谋，敢于打硬仗、打恶仗。

    其射术之精堪称一绝，威震匈奴各部，被匈奴畏誉为“飞将军”。

    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，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。

    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、前将军等重要军职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。

    应该说他杀敌立功、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。

    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，就是大败亏输、损师折将，根本没有表现出“飞将军”应有的风采。

    这给人以一种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的感觉。

    当然，并不能否认，这中间有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。

    但是，在简单的表象背后，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。

    即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李广只是一名斗将，而非真正大将之才。

    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，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、机动作战。

    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，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对于这样的遭遇，李广的愧愤自杀，是他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。

    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，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。

    其情虽可悯，其理实难喻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

    太极殿中。

   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李广的视频，不由感慨。

    作为一位武皇帝，他是最有发言权的。

    “李广？李广难封？肯定有其自身原因的。”

    “先天出名，却被后辈霍去病远远超越，李广自己难道没有问题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朕看来，大汉在后期的战略思想是战略进攻，汉武帝改变前朝思想，做进攻而不是防御，李广领会不深，战法运用自然有问题，故而汉武帝不是很喜欢他的做法。”

    “李广名气太大，名气大于实力，匈奴用优势兵力集中对付李广，李广的出征之路自然不顺。”

    “再谈谈李广这个人，太自负了！”

    “脾气又大，哪个皇帝会喜欢？”

    “反正如果李广出现在朕的大唐，朕肯定是不会重用他的。”

    “汉武帝给了李广很多机会，可给了他机会他自己也不中用啊，哪一次把握住了？”

    李世民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悲情，呵，悲情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天底下，悲情太多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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