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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利息是客观存在的，可不是坏人想出来的，跟道德没有关系，是商业自然规律，唐王朝也聪明，我不承认利息，我是在维护百姓的利益，至少我在道德上就占据了制高点，但是我也不阻止，这就导致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是高利贷，就算是五成的利息，官府也不会管，那民间借贷全凭对方的心情。

    长孙无忌、于志宁等人也纷纷点头，赞成高履行的话。

    褚遂良见罢，也就退了下去。

    但高履行随后就道：“但是这神圣的君子契约给予官府干预的权力过大，如果承认利息的存在，势必会造成官民之间的矛盾。”

    他说到的干预权力，主要是赔偿问题，在此之前，官府一般是不管的，哪怕官府受理了，那也只是批准，还是让债主自己去要，官府不会出面的，那么就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矛盾，不会将矛盾引向官府。如果官府介入强制执行利息的追讨，那么债务人肯定恨官府，而债务人一般又是百姓。

    私人与私人矛盾只是个人之间的矛盾，稀松平常，但是私人与政权矛盾那就是大矛盾。

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唐王朝有着“任以私契，官为不理。”的说法。

    但是韩艺却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，道：“官府是正义的代表，是维护秩序的权威，怎么能置矛盾而不顾，官府的这种做法，根本无法保障借贷双方的权益。而且往往遭受到欺负的是弱者的一方，百姓被地主剥削，朝廷却置若罔闻，百姓恨地主，但是也会觉得非常无助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影响百姓对于朝廷的信任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，朝廷就应该敢于面对，并且想办法解决，而不是回避问题。如果缺乏官府的有效监管和健全的配套法律规范的支持，大量不规范乃至违法的契约就会得以滋生。”

    来济站出来道：“纵使你说的有道理，但还是要能够施行。我大唐疆域辽阔，又汇集众多族群，各地的风土人情、生产方式、生活习惯各不相同，因此各地的契约都是不一样的，从而形成了乡法，如果你同一个标准来规范不同的族群，这势必会遭到反对的，也是行不通的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官有政法，民从私契的主要原因，私契就是乡法，而乡法和国法是同时存在的，有时候乡法让国法变得徒具虚文。

    这其实韩艺也是看重契约法的一个关键原因，就是因为私契是独立在律法之外的，而遵从各地的乡法，每个乡的乡法都不一样，那么势必就会造成一个个独立封闭的群体，相互建立契约就非常麻烦，这就严重影响到全国的商品经济复苏，韩艺要大展拳脚，复苏大唐商业，首先一点，就必须统一契约，将契约法列入全国律法中。

    韩艺笑道：“敢问中书令，是乡法大，还是国法大？”

    来济道：“自然是国法。”

    “然而现实是很多乡法是与国法对立的，而且比国法更具有权威性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对此淡漠处置的结果。”

    韩艺道：“当年秦始皇为何要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统一象征，律法更是如此。尊重是相互的，国家尊重各地族群的风土人情，同样的，他们也应该尊重国家的律法，如今朝廷要将契约列入律法，这是一种进步，而且自信的做法。而统一、规范，让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更好的沟通，这一个国家必须要做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我们也考虑了这一点，其实各地契约主要不同的有两点，其一，就是书面方式，其二，就是利息。但是以乡为单位的话，不利于操作，因此我们商讨过后，觉得以道、州为单位，每个道或者州根据自己境内百姓的情况来制定最高利息，然后报备朝廷，每三年可根据情况的变化更改一次，这样也便于朝廷了解各地方的情况。”

    来济突然有一种继续说下去，就是在分裂国家。

    李治只听得是直点头，作为皇帝，他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在他看来，当然是国法要最大，而非乡法，统一是维护皇权的一种手段，如今这份这么完善的律法在面前，他如何会拒绝，向长孙无忌道：“太尉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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